Interview

       泰国作为法治社会国家，有着严格的法律体系，其中泰国劳动法十分注重保护劳工的合法权益。对于有意愿到泰国投资的中资投资者来说，了解当地劳动法条例，按劳动保护法去管理劳工以及维护劳工的合法权益显得十分有必要。

      泰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委员会秘书长得努察在2021年第一个季度经济报告发布会上指出，在接二连三的新冠疫情突发影响下，2021年首季度全泰失业总人数上升到了76万多，失业率1.96%。就业市场总体不佳主要是守自年初第二波疫情和第三波疫情的双重影响。

       疫情期间泰国劳工部的任务异常艰巨，劳工部长多次表示在当前困难时期，确保就业和民众收入至关重要。政府需要做更多努力，创造薪酬高的工作，以使人们能够养家糊口、送孩子上大学、增加养老储蓄，使更多人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本期我们采访了劳工部副部长Narumon Pinyosinwat，她拥有的不仅仅是超凡的美貌，美貌之下所显示出的优雅气质和在政坛上的超人智慧和凌厉作风，更加让人钦佩。

       她曾担任过人民教师、机构顾问、财政部部长助理、总理府发言人，和劳工部副部长，一直把服务人民和回报社会作为己任。上任劳工部副部长后，她访民间、听取劳工声音。为推动国家战略实施和国家发展下的发展方向、新冠疫情局势的防控措施、对受疫情影响的从业者和企业，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如推行残疾人扶持政策，开展活动和培训课，增加就业机会；推行扶贫政策，制定规定约束银行机构地收取利息，关注弱势群体；加强企业和个人在劳工部系统上的信息收集，管理外籍劳工。 

    Narumon女士出生于华人家庭，"感恩戴德"和"多为社会做贡献"是父母从小给她培养的的思想。读书时曾获得政府的奖助学金政策，让她更加懂得回报社会的重要性。从人民教师到劳工部副部长的经验，让Narumon女士深知必须深入群众、了解民生，这样才能对症下药地帮助到每个群众。只有沉下身子和群众交流，踏踏实实向群众学习，真真切切为群众服务，才能赢得群众的尊重和信赖，真正的走入基层、走进老百姓的心里。

ManGu：请您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纳勒蒙：大家好，我是泰国劳工部副部长Narumon Pinyosinwat

ManGu：您不管是在读本科、研究生、亦或是读博的时候，专业都有关数学，而且您对数字也很敏感，几岁开始发现自己对数字敏感呢？从小就喜欢数学吗？

纳勒蒙：我也不确定几岁开始对数学敏感，但是从小就很喜欢数学，有关数理化的学科，都会考很高分。读大学的时候，会在没课的时间外出给初高中生做家教，教他们数学。

ManGu：那时候有没有想过毕业后从事什么行业？想从事有关数字类的工作吗？

纳勒蒙：没有认真地想过，因为在大学的时候做过家教，所以想做老师。后来获得朱拉隆功大学奖学金，就去美国读研究生和读博了，一共读了七年才完成学业，然后回国。

ManGu：您从美国回国后，就打算从事教师这个职业吗？

纳勒蒙：是的，因为当时获得奖学金去留学的条件是毕业回国后要当老师。所以当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也在学习教书技巧。在泰国和美国，老师教书的方式非常不一样，在朱拉隆功学统计学的时候，老师一般会先教公式，然后让我们做例题。但是在美国，老师先会和我们解释一遍公式的来源。当我回国教书后，按照泰国人学习的习惯，并结合在美国学到的经验，运用到了我的教学方法中。

ManGu：回国后就当老师了，当时感觉怎么样？

纳勒蒙：回国后我在NIDA大学当老师，自己做了很多心理调整，因为在泰国当老师相当于公务员，那时候公务员的工资很低。像我博士毕业，一个月工资才一万六千泰铢。因为这个原因，也迫使我需要做其他事情来增加额外收入。盘古银行有人联系我，他们需要毕业于金融专业的人给他们银行当顾问，所以想让我从学校辞职到银行工作。当时咨询了好多人，家里的长辈说让我继续当老师。后来还是决定去盘古银行当顾问，但也给NIDA学校当特教。边教书，边在盘古银行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个益处，因为我可以以自身的实践经历授予学生更多知识。虽然我读博士的时候学的是金融专业，但是银行的工作对我来说也很具有挑战性，在银行所用的专业术语和系统都需要重新学习。在盘古银行工作两年后，认识的人也越来越多。开始有股票市场的人联系我，希望我能给他们当风险管理咨询顾问。还有其他很多机构想邀请我去给他们当顾问的，比如对冲基金会。

ManGu：您当教师算是挺顺利的，基于什么机遇而走上政坛呢？

纳勒蒙：我在三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当教授了，这个身份在学术届中算是最高职称了。其实我从没想过要走进政坛，而且家里也没人在政坛上工作。当上教授后，想做能帮助社会的工作，所以我参加了很多基金会活动和学术活动，比如“泰国未来基金会”。一般会给这些基金会做课题研究、课题培训等等。2015年，认识了劳工部理事会会长Sirichai Distakul先生。他让我给他当顾问，因为他知道我正在做关于社会福利的课题研究。来到劳工部后，我慢慢地适应工作、熟悉流程。会长辞职后，财政部想雇佣我给财政部部长做助理，这才是第一次正式接触到政坛工作，因为之前在劳工部当顾问的时候不是正式的公务员。但是去财政部工作，我需要辞掉老师的工作。

ManGu：教师与政客是两种相差很大的身份，工作性质也不同，您觉得这两者之间最大异同点在哪里？

纳勒蒙：当老师的时候，每天都有固定的课程表，周一到周五不是每天都有课，没课的时候就去给各种公司当顾问，与他们一起开会。当政客后，没有固定的时间，有时候有紧急会议召开，有时候需要走访群众，有时候需要与外面的部门商讨事情。

ManGu：在劳工部与财政部工作，您觉得这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哪里？

纳勒蒙：财政部的工作和劳工部的工作性质很不一样。财政部更像是国家的大脑，需要用到很多脑力工作。大部分的人都是名校毕业，他们不太有机会走访群众，主要任务是制定财政政策。而劳工部需要深入群众，了解民生，这样才能对症下药地帮助到每个群众。在2017年左右，劳工部受任负责掌管国家福利卡政策，对贫困人口进行扶持。而扶持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需要深入群众，找出他们的问题，然后对症下药、制定扶持政策。

ManGu：据了解，您在担任财政部部长助理后，在您的政客生涯中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

纳勒蒙：2019年，举行众议员选举，我入选了民政力量党（Palang Pracharath Party）名单，这次对我来说算得上是一个重要变化和契机。在当了两个月议员后，总理府办公室联系到我，让我去当总理办公室发言人。然后我辞去了议员这个职位，就去总理办公室做发言人了。

ManGu：担任总理办公室发言人后，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纳勒蒙：总理办公室发言人并不像平时我们看到的那么容易。我需要注意的事情很多，因为我代替总理发言，当面对媒体提问的时候，要非常小心谨慎。也是因为需要非常克制和谨慎，让我觉得这份工作与心目中所想的不一样。

ManGu：在当时有没有过气馁的瞬间？

纳勒蒙：没有气馁，自从从事政坛工作后，我就不断告诫自己，要活在当下，想要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把它做到最好，因为你无法控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也要做好心里准备，因为既然走入政坛了，就要做好心理准备接受所要发生的事情。比较多的是在实践中找经验。我的工作时间是随总理的工作时间安排的，早上接总理，和总理一起参加会议、走访民众。

ManGu：从总理办公室发言人再到现在的劳工部副部长，经过了什么样的过程？

纳勒蒙：2020年内阁进行结构调整和换届。经过议员们开会商讨，我就当选了劳工部副部长。

ManGu：在您担任劳工部副部长后，有推出什么特别的政策吗？

纳勒蒙：有的，最近有几个政策想要做。因为我自己也是从贫苦生活过过来的，能有今天的机会，都是因为获得了政府的政策福利支持，所以我也想让更多人享受到政府政策的惠及。最近，首先想推出扶持残疾人士政策。现在泰国残疾人士注册人数高达250万人，虽然政府制定有残疾人福利政策，但是相对于这个数字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尽管有法律规定在雇佣一百个人当中，需要雇佣一个残疾人士，但还是有很多残疾人士没有工作。还有一个面临的问题是，雇主与残疾人士雇员之间的问题，雇主不知道雇佣残疾人士来为他们做什么，而且很多残疾人士因为行动不方便，大多数都呆在家里，也没有相应的技能能让他们在工作中发挥价值。所以我们就想给残疾人士开展很多活动和培训课，给他们提高技能，让他们实现自我价值。

ManGu：除了有为残疾人士地提供专门的政策外，还有其他政策吗？

纳勒蒙：借鉴中国的扶贫政策在泰国进行扶贫。我觉得中国的扶贫政策是个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如果泰国要解决贫困问题，我们需要深入走访每家每户，了解群众因什么而贫穷。如果没有工作就为他们找工作，以及给群众培养技能，只有给群众培养技能了，他们才能长期地发展下去。这个政策中，最大的关注群体是残疾人士、老年人、农民，和刚毕业的大学生。让年收入低于十万泰铢的人群进行注册，目前已有14.6万人进行注册。其次，贫困人口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欠债，因为收入小于支出，所以他们只能去贷款。有些贫困家庭没有银行账户，所以没有机会向银行贷款，只能向一些机构借贷，但往往这些机构所收取的利息很高，导致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所以劳工部要做的是制定规定来约束这些机构地收取利息的政策，以及为更多贫困人口开通银行账户。

ManGu：在疫情期间，劳工部也面临很多问题，不管是之前外籍劳工、泰籍劳工，还是最近刚出现的建筑工地事件，对于这些问题，劳工部是如何解决的？

纳勒蒙：在出现第二次疫情前，有些外籍劳工在泰国工作，但是没有在劳工部系统上注册，我们已经开放系统让他们进行注册，目前已有大概五六十万外籍劳工完成注册。因为疫情的影响，许多中小型企业、餐厅、酒店纷纷倒闭，以及很多人面临失业的问题发生后，劳工部需要给予这些人帮助。有些企业和个人已在劳工部系统中有基础信息了，但是还有企业和个人在劳工部系统上的信息是缺失的，所以每次都开设通道让大家注册，就是为了收集这些基础信息，现在已经收集了百分之五十的信息。

ManGu：劳工部有什么政策和中国合作吗？

纳勒蒙：有很多和中国公司进行合作的，比如和华为公司签署了《数字技能发展谅解备忘录》。我们一起合作开发了两个软件，华为公司为我们提供技术培训，这样将来我们可以自己写代码开发软件。现在劳工部设有电子科技部门，华为公司为我们培养人才，以及给我们上其他培训课。

ManGu：您是华裔后代？

纳勒蒙：是的，我的爷爷奶奶都来自中国潮汕。他们是坐船来泰国的，爷爷奶奶那个年代，中国还很贫穷。为了躲避贫穷，他们来到了泰国。我母亲的父母做土地买卖，父亲的父母开咖啡厅。父亲做的工作是销售，卖酱油。母亲卖盒饭，给家里补贴家用，因为我们家里兄弟姐妹很多，共六个，三个哥哥、两个姐姐。

ManGu：平时家里有没有哪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事情保留到现在的？

纳勒蒙：在我小的时候，家里很注重中国的传统习俗。小时候与父母交流都是用潮汕话，因为父母害怕我们忘记潮汕话、忘本，所以直到现在父母还是和我们用潮汕话交流。

ManGu：在您的成长过程中，有没有受到哪些中国传统美德的影响？或者是父母经常提到的？

纳勒蒙：母亲和我们提到最多的话是要懂得感恩，兄弟姐妹、亲戚间要互相关心照顾。我家族里很多亲戚，都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比如有些在汕头，有些在中国香港，有些在新西兰，虽然相隔千里，但是我们仍然互相关心，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姓、同一家人，血脉相亲。家里也是很重视中国国庆节。

ManGu：平时您工作很忙，是怎么平衡生活和工作的呢？

纳勒蒙：我几乎没有什么私人生活时间。以前在总理办公室当发言人的时候比较少健身，因为要一大早起床看新闻，然后接总理。现在一般早上六点十五分起床，在家里运动一个小时左右，然后才工作。如果预算委员会有会议召开，就要参加会议。如果没有会议，会在晚上七点前到家。

ManGu：平时不工作，您喜欢做什么？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纳勒蒙：平时不工作都是呆在家里，健身，或者给家人做饭吃。兴趣是爱看书，平时会网购书籍，全家人一起看书，会规定孩子们看书完后能玩一个小时游戏。

ManGu：最后有什么想对《@ManGu曼谷》杂志的读者们说的吗？

纳勒蒙：希望疫情能快快结束，泰国很想念中国的兄弟姐妹们了。以前每年都有很多中国游客来泰国旅游，因为疫情我们快两年没见面了。刚开始以为今年我们能见面，但还是没能够见面。我相信不超过今年年底，泰国接种疫苗人数就能达到百分之七八十了，到时候我们也能更有信心地打开国门再次欢迎游客的到来，旅游业也能再次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