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view

Issue 326 Cover Story

不夜城的守夜人

-- 专访U Drink I Drive 首席执行官 Apinara Srikarnchana女士

在泰国，“酒后驾驶”与“不安全驾驶”一直是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尤其在宋干节等节日期间，交通事故率长期居高不下——每一次热闹的夜生活背后，往往也潜藏着风险与隐忧。如何在享受城市生活的同时，守住“安全”这条底线，成为许多人未曾真正解决的痛点。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Apinara Srikarnchana 女士看见了一种可能。

与大多数出身企业家庭的“接班人”不同，她的成长路径并非直线。从舞台剧与表演艺术出发，到远赴日本求学，在语言几乎为零的情况下进入早稻田大学，再到英国深造，她的人生前半段，更多是在探索与试错中前行。她曾在便利店打工、在餐厅洗碗、在异国街头教人英语换取生活费——这些经历，让她比任何人都更真实地理解“生活”的重量，也让她学会在不确定中寻找答案。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她回到泰国之后。当时，她在父亲的公司接触保险业务，并敏锐意识到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市场空白：在一个高度依赖汽车出行、夜生活活跃的城市里，人们对“安全回家”的需求，远比想象中更迫切。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接触到“代驾服务”的概念，并迅速判断，这不仅仅是一门生意，更是一种可以改变城市出行方式的解决方案。

于是，她用积蓄买下股份，创立了 U Drink I Drive——一个以“安全”为核心的代驾服务平台。在创业初期，她亲自培训司机，从服务礼仪到风险意识，从如何开车门到如何照顾醉酒乘客，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打磨。面对司机流失、供需失衡、市场教育不足等问题，她不断调整策略，从线下到线上，从人工筛选到系统化管理，一步步建立起信任机制。

这个看似简单的服务背后，其实是一套围绕“人”的复杂系统：如何让陌生人之间建立信任？如何在深夜与酒精交织的场景中，保障每一位乘客的安全？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只能在实践中不断修正。

十二年过去，U Drink I Drive 已从最初的一人团队，发展为覆盖曼谷及周边、日均上万单的服务体系。但在 Apinara 看来，这并不是终点。她始终强调，自己不想成为一杯“已经满了的水”，而是希望持续创造价值——无论是通过商业，还是通过改变人们对“安全驾驶”的认知。

从“问题”出发，到“解决方案”的建立，再到“行业”的形成，Apinara 的故事，不只是一个创业者的成功路径，更是一种关于责任与选择的回应。在这座不夜城中，她所做的，不仅是让人们安全回家，更是在为这座城市，建立一种新的信任方式。

ManGu：Apinara Srikarnchana 女士成长于一个拥有多年家族企业背景的家庭，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商业资源。在学生时代，是否曾设想过自己未来会走向怎样的职业方向？

Apinara Srikarnchana 女士：小时候父母从不强迫我学什么，给了孩子充分的自由，也没有要求我们一定要经商。或许因为我们三姊妹都是女生，压力相对较小。其实我大学主修的是舞台剧表演，从没想过会进入商界，我一直对舞台美术、艺术创作和选角很感兴趣。我是一个典型的文科生，地理、历史或戏剧研究这类科目我常拿 A；但遇到化学、生物或数学，我就得找同学帮忙。不过，父亲常教导我：「教育是一种特权。」 良好的教育让我们有机会进入优质的社交圈，这为人生奠定了基础。虽然我成绩不错，但父母始终没给我必须成为商人的压力。

ManGu：您毕业于哪所大学？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学习日语？

Apinara Srikarnchana 女士：我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当时泰国人流行送子女去英美留学，虽然英语是世界第一语言，但我对日本有特殊情感，因为我妈妈在那里出生，外公外婆也住了 30 多年。我祖父也是在二战后与日本公司合作的泰籍华人。

当时我心里有股傲气：如果能多学一门日语，我就能与众不同。如果不具备特殊专长，我怎么拿高薪？于是我就在完全不会日语、不了解日本文化的情况下去了日本。

在早稻田的初期，我学会了如何面对失败。我曾考过 0 分，老师甚至劝我退学，因为那是日本顶尖学府。当时我身边的中国和韩国同学都很强，我是班上唯一的泰国人。老师问我为什么不肯退学，我回答：「老师，那些考 90 分的人，大脑只剩 10% 的空间跟你学；但我考 2 分，我还有 98% 的空间。你教我更有成就感！」老师听完都惊呆了。

那段时间，我一边在便利店打工练习语言，一边从最基础开始学习——从数钱、认数字，到学会最简单的日常表达。同时，我把自己完全沉浸在语言环境里，每天开着电视反复听，在通勤路上主动与人交流，甚至在咖啡店教日本人英语。慢慢地，我开始听懂、会说，也逐渐跟上学习进度。最终，我以优异成绩毕业，这让老师都感到非常意外。

我是一个做事非常投入、不怕挑战的人，对我来说，学习并不辛苦，反而充满趣味。这也成了我从小学到的一个重要教训：从零开始并不可怕，别人害怕，但我一点也不怕，毕竟捡垃圾、洗碗这些我都做过。

在日本工作时，日本人会从头到脚打量你，评估你是否胜任工作。当时我穿着泰装，身边的同事是韧性十足的泰国跨性别者。我从他们身上观察到，如果将来我有自己的团队，我希望员工像泰国人一样，既细腻、有服务心，又像男孩子一样坚韧有力量。这也让我从小就学会观察，明白自己喜欢和什么样的人一起工作。

毕业典礼上，老师送了我一套日式套装作为礼物。我对老师说：“其实我从没告诉父母，我曾经考过 0 分。但我告诉爸爸，您送我来这间大学，在 1500 个学生中，我是学得最‘够本’的一个，因为我的进步空间最大。

ManGu：那在日本留学期间，您主修的是什么专业？

Apinara Srikarnchana 女士：我的主修是国际政治（政治学方向），属于通识教育体系的一部分。这个专业本身具有一定难度，但在学习过程中，我始终感到非常享受。课程内容涵盖了太平洋地区多个国家的历史与发展，例如韩国、泰国等，同时也深入探讨这些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动态变化。我之所以对这个专业产生浓厚兴趣，是因为我发现，这类课程在不同国家教授时，往往会基于各自的立场进行不同程度的诠释与调整。而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我也有机会从他人的视角，重新理解和审视自己的国家。

ManGu：从毕业于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之后，有继续深造吗？

Apinara Srikarnchana 女士：毕业之后，我原本打算去上海继续深造。一方面是因为有一位非常亲近的朋友来自上海，也让我对这座城市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朋友的家人非常热情，每天都会做饭给我吃，那种温暖让我十分向往在那里生活与学习。同时，我也希望能够掌握中文，在已经学会日语的基础上，再多一门语言。不过，朋友后来告诉我，如果想进入上海的大学，还需要额外掌握大约500个汉字，这对当时的我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后来母亲打来电话，希望我改去英国发展。她不希望我的学习背景过于集中在亚洲，而是更希望我能够接触欧洲的教育与文化环境。她希望我能够在西方开阔视野，同时也提醒我，在学习的过程中不要忘记自己的语言与文化，把在西方学到的知识与处事方式，带回自己的国家加以运用。

于是，我前往英国，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完成了一年的学习。那段时间的学习强度极高，甚至在考试期间，有人在考场上晕倒，场外随时待命的救护车成了常态。

我原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老师对我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日本与英国的教育体系却截然不同。初到英国的第一个学期，我只拿到D，但老师却告诉我，这已经算不错的成绩——在这里，要拿到C甚至B都相当困难。

评分标准的差异也十分明显：在日本，80%往往就是A；而在英国，55分仍然只是C。很多人听说我在LSE读书，都会以为我擅长金融或计算，但其实并非如此。我主修的是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与政治学，几乎不涉及数学。

也正因为如此，在英国的那段时间，我反而一直期待尽快完成学业——比起继续待在课堂，我更渴望尽早进入职场，真正开始实践与工作。

ManGu：当时您有没有想过，未来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吗？

Apinara Srikarnchana 女士： 因为曾在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我当时会觉得，在大型企业工作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也更倾 向于成为一名员工，并没有一定要创业或拥有自己事业的想法与目标。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泰国一家日资化妆品公司——资生堂。老板同样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对我而言既像学长，也像长辈，甚至像父亲一样照顾我。

回想起来，我始终觉得自己很幸运，在职业生涯的起点，就遇到这样一位温暖而支持我的老板。

ManGu：家里本身就在经营企业，为什么当时还是选择成为一名员工？

Apinara Srikarnchana 女士：因为本身是一个自我意识比较强的人。当时也曾去问母亲，表示想在她的公司工作，但母亲说目前没有合适的岗位。其实很想感谢母亲当时的拒绝，因为后来进入日本企业工作，才发现企业文化与泰国完全不同。

老板每天7点30分上班，我必须凌晨4点起床。起床之后就开车，赶着把咖啡送给老板。老板交代完所有工作之后，必须在8点30分之前把所有事情全部完成。

一开始，很多人都觉得这份工作很严格、也很辛苦。而我又是家中的长女，如果做得不好，母亲一定会担心。所以从一开始，我心里就有一种责任感，希望把事情做好。

后来，我曾两次向母亲提出，希望能回公司参与项目。当时，她的 Nara 餐厅正处于最鼎盛的时期，而我也有自己的想法——想打造一个名为 “Nara Living” 的生活方式项目，将泰国家具与五金设计结合起来。

但母亲拒绝了。她直截了当地说：“我不需要公司里再多一位公主，也不需要一个会迟到、不守时、听不得批评的千金小姐。”她希望我先把自己磨练得更强，能承受压力。

那段时间，我甚至不敢向她抱怨曼谷的交通拥堵，因为我知道她的回答一定是：“那你就去坐摩托车。”她总是给出最直接的解决方式，从不把我当成被娇惯的孩子。直到今天，当我拥有了自己的事业，才真正体会到并感谢她当初的严格与教导。

相比之下，父亲更像是我灵感的来源。我记得在日本读书时，父亲曾来看我。看到我每天挤地铁，他立刻说：“明天就搬走，在学校对面买一套公寓，我不允许你这样生活。”后来日本发生大地震，他也十分担心，总觉得家里只有三个女儿，为什么要让我承受这样的辛苦。在他眼中，对我们的爱始终是一种毫无条件的保护。

ManGu：在创立 U Drink I Drive 之前，您曾经历过哪些工作经历？这些经历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Apinara Srikarnchana 女士：我在资生堂只待了一年，因为后来发生了 311 东北大地震。我的老板是仙台人，他决定辞职回日本，参与家乡的重建。我一直觉得他的选择很伟大。也正因为如此，在他离开之后，我也跟着辞职了——毕竟，当初进入这家公司，就是为了向他学习。

后来，我曾经在父亲的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从事保险业务。因为本身是一个喜欢尝试新事物的人，当时还设计过一款针对宋干节出行人群的保险产品。由于泰国在宋干节期间是事故发生率最高的时期之一，所以就推出了短期保险，名字叫“3+ Sabai Songkran”。这款产品的销量非常好。也是在那个阶段，我第一次接触并系统学习了电话销售模式。过去，保险主要依赖代理人与客户进行面对面沟通，而当时我们尝试将这一模式进行升级，引入互联网渠道完成销售转化，效果同样十分理想。大约在十年前，将纸质保险产品转移到线上销售，仍然是一件相当前沿的事情。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保险行业与传统行业有着本质的不同——它几乎不存在固定成本，也没有所谓的折旧成本。

如果是餐饮行业，比如我母亲经营的餐厅，还需要面对食材损耗和变质的问题；但保险本质上售卖的是一份合约。过去以“纸”的形式存在，一旦过时便失去价值；而当这种形式被转移到线上之后，也就不再存在“损耗”或“过期”的问题。

ManGu:那为什么后来没有继续在保险行业发展？U Drink I Drive 的灵感又是从哪里来的？

Apinara Srikarnchana 女士：在从事保险业务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传统保险模式虽然稳定，但与普通消费者之间仍然存在一定距离。尤其在泰国，保险产品的价格普遍较高，例如人寿保险往往动辄上万泰铢，这无形中提高了消费者的决策门槛。

因此，我开始尝试从更贴近用户需求的角度出发，设计更轻量、更容易被接受的产品。例如，当时推出了一款售价 399 泰铢、仅覆盖宋干节 14 天用车风险的短期保险。这个价格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更容易接受，也能够在节日期间为他们提供一份基本的安全保障。

更重要的是，这款产品切中了一个非常真实的需求——很多人在开车带家人返乡时，车上坐着妻子、孩子，以及年长的家人，会更明显地感受到责任与风险，但却未必具备相应的保障。一份简单的保险，反而能带来更直接的安心感。

这个产品后来每年都会持续推出，逐渐成为一个稳定且可观的收入来源。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第一次真正找到市场需求与价格之间的平衡点——在面对泰国消费者时，产品的定价需要落在一个“容易决策、也容易成交”的区间。

大约在父亲的公司工作了两年半之后，U Drink I Drive 也由此逐渐发展成型。

ManGu：那什么是契机让您决定创立 U Drink I Drive？这个想法最初是从哪里来的？

Apinara Srikarnchana 女士：记得有一次，我十岁，一位员工坐在地上做青木瓜沙拉来试吃，鱼露是爸爸开车带妈妈去买的，妈妈希望能找到味道最好的那一款。我就在那像玩“美食评分”的游戏一样，这个给1分、2分、3分，我是个孩子而已，就能参与到决策中，这种成长环境让我潜意识里觉得，创业并不难。

ManGu：在真正投入之前，您有没有经历过一些转折呢？

Apinara Srikarnchana 女士：做保险的经历，让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安全”的重要性，也让我逐渐看清自己的一种倾向——我其实很在意如何照顾他人。

恰好，一位合伙人在赴韩国时接触到一种服务：专门将醉酒的人安全送回家。这让我开始认真思考，如果要把这件事带到泰国，必须建立统一的标准和清晰的安全体系，才能让人放心托付。

在项目刚开始的时候，我曾前往南京考察，当地司机身着统一制服、使用电动滑板车接送客户的模式让我印象很深，于是从中国采购了五辆电动滑板车带回曼谷。但一场大雨过后，这些设备几乎全部报废，实际使用中也出现了安全问题。这让我意识到，有些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简单复制，每个市场都有自身的环境与限制。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傍晚。一位男士主动找到我，说他已经试运营这项服务三个月，但始终缺乏保险保障，甚至刚发生过事故。那一刻，我意识到这个需求是真实存在的。

ManGu：那是什么让您最终下定决心，把这件事真正做起来？

Apinara Srikarnchana：虽然我自己不喝酒，也不熟悉夜生活，但我具备保险方面的经验，正好可以补上这一关键环节。于是我们决定合作，这也成为公司后来提供保险服务的起点。

不久之后，对方因个人原因准备退出，并问我是否愿意收购股份。我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因为我很清楚——我买的不是股份，而是一个机会。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把所有积蓄拿出来，一笔一笔看了很久。那是我全部的资金。家里没有提供任何支持，甚至一开始是反对的。

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母亲时，她沉默了一会儿，说的第一句话是：“如果做了却失败了，会影响家族的名声。”那句话确实让我犹豫过一阵，但最终我还是想明白了一件事——如果要创业，就要去做一些别人还没有做过的事情。而当时，U Drink I Drive 在泰国正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这样的服务。

我始终相信，真正改变人生的机会，一生可能只会出现一次。于是，我把全部积蓄都投了进去。

ManGu：你在经营 U Drink I Drive 的过程中，遇到过什么挑战呢？

Apinara Srikarnchana 女士：确实遇到了很多挑战。最初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来自团队内部的质疑。公司当时有三位创始人，其中一位前辈曾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这样的小女生，每天化着妆、穿着裙子和高跟鞋，真的能做这件事吗？”

团队里其他人大多穿着衬衫和运动鞋，而我依然保持自己的状态。但与此同时，我也必须用行动去证明自己——例如亲自参与司机培训。那段时间，我们的培训往往从晚上10点持续到凌晨1点，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从小的生活习惯是规律作息，不熬夜、不接触夜生活。

在最初阶段，我几乎亲自培训了约1200名司机。培训的重点不仅是“会开车”，更重要的是建立信任感——让他们成为像家人一样可以被托付的人。例如教他们为客户开车门，培养服务意识和同理心；如果乘客是孕妇，在接近红绿灯时是否会主动减速，这些细节都关乎安全。

也有不少应聘者，甚至一开始并不清楚公司具体是做什么的。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创业不仅仅是把一件事做出来，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系统和标准，降低对个体经验的依赖。

那段时间，我的身体状况也出现了问题。一年之内做了三次手术，饮食几乎完全依赖便利店，每天三餐都是简单加热的食物，身体逐渐出现负担，甚至一度掉发严重。

也正是在那个阶段，我开始意识到，创业对体力和意志都是一种长期消耗。如果再晚几年，身体未必能够承受这样的强度。当时我只有25岁，尚且可以靠精力去支撑。工作节奏非常紧张，经常面试到深夜，和团队结束工作时已经凌晨一两点，真正休息往往要到三点之后。

ManGu：那为什么要在晚上面试呢？

Apinara Srikarnchana 女士 : 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夜间运营行业，我们的服务主要发生在晚上，所以司机是否适应夜间工作状态、在真实环境中的反应能力，都需要在这个时间段进行判断。

一开始，我们主要依赖线下面试，由我亲自筛选司机，每天盯着面试流程。但很快我就意识到，如果一直用这种方式，随着规模扩大，团队一定无法承受。

于是，我开始把筛选流程逐步转移到线上，建立了一套更系统化的评估机制，包括心理测试、服务意识、同理心评估，甚至加入了背景筛查，用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具备基本的安全意识，以及在极端情况下是否可能对客户造成风险。

与此同时，我也在不断学习如何用数据来理解这个业务。刚开始时，我们甚至无法准确统计每天的面试人数：有时候是10人，有时候是40人，甚至上百人。后来我开始自己做记录，比如观察不同日期的变化规律，一点一点去建立基础数据。

在运营初期，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会亲自给客户打电话，从只有一名司机开始，一直到后来系统中有了750名司机。通过这些回访，我们不断优化服务标准。例如，我们逐步引入随身摄像设备，希望在出现问题时能够还原真实情况，保障双方安全。

也正是通过这些真实发生的案例，我们不断调整服务细节，最终都沉淀为我们后来的标准流程。

ManGu：在最初阶段，这份业务在泰国还是新兴行业，当时客户叫车会遇到哪些困难？司机数量和供给情况如何？面对激烈的竞争，您又是如何应对的？

Apinara Srikarnchana 小姐：确实如此。刚开始时，我们的司机从0人起步，慢慢增加到750人。初期会遇到供给问题——司机不太喜欢这份工作，经常辞职，也有被偷、被客户骗的情况。客户满意的话，有时会邀请司机去做正式工作，我们也尊重他们的选择，如果去做更好，就让他们去。

核心问题是司机供不应求——需求很大，但司机数量不足。于是我们开始调研司机，了解他们留下或离开的原因。除了收入之外，还涉及福利、培训、工作环境、待命点便利性等。随着司机问题逐渐解决，业务开始快速增长：第一年增长600%，第二年400%，第三年300%，并持续上升。

疫情期间，我们面临非常激烈的竞争。一家跨国企业进入市场，资金雄厚，主打“便宜又好”。他们甚至趁我们培训完司机后，把司机直接挖走去为自己工作，甚至进入我们的司机群推广业务。竞争非常激烈。

后来，我从电影《木马屠城记》中得到灵感，采用“特洛伊木马策略”：对司机进行分级管理，把最优秀的司机留在体系内，中等水平的司机则允许流向其他平台。这样不是为了打击竞争对手，而是保护自身服务质量。

最终，这份生意已经持续12年。疫情期间，出车量从每天一万次降到零，完全没有收入。我们让客服中心主动给客户打电话，提前销售半价优惠券，客户非常支持，单次转账金额从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第一个大额资金达到2500万泰铢，使公司度过难关，并用这笔钱照顾司机。

疫情后的第一年，业务回暖很好，但第三、第四年，客户开始有了孩子，生活方式改变，需求下降。不过我们有按月和按年计费的业务作为支撑。现在平均每天出车一万次，覆盖曼谷及周边地区。

我们也实现了业务多元化，未来预计还能持续十年，不必追求成为第一，只要成为专业司机领域的领导者就足够。未来可能涉足人力资源公司或驾驶学校，也会制作安全驾驶相关内容。至于电动车和自动驾驶汽车，目前在泰国还无法评估，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

在创业过程中，我们也曾经历一次重大的内部冲突，甚至发展为法律诉讼案件。这在当时的创业公司中较为少见。虽然并非自身过错，但当时我内心非常自责，担心影响家族声誉，外界也有不少负面评价，认为让子女创业有风险。那段时间心理压力很大。父亲一直鼓励我，把负面声音转化为正面动力。他教我，无论企业规模大小，能够进入同一个竞争舞台，本身就是一种机会。

重新找回信心后，我甚至在出庭前向父亲道歉，担心让家族蒙羞。父亲告诉我，如果没有做错，就要坚持到底；法院不可怕，它是让正直之人陈述事实、让错误之人被裁决的地方，也鼓励我亲自面对一切。他还说，想成为成功的企业家，被起诉只是过程中的一部分，不要让外界评价影响自己的价值。

ManGu：如果说到现在的成功，除了U Drink I Drive 之外，您还在做其他生意吗？

Apinara Srikarnchan女士：其实我一直对珠宝充满热情，很喜欢一切与“美”相关的事物。母亲早年从事钟表生意，后来转向餐饮，她的经历让我看到一种路径——先把主业做好，再逐步发展可以长期经营的副业。

因此，我也开始尝试珠宝生意。这对我来说不仅是商业项目，更是一种兴趣的延伸。我很喜欢钻石、黄金和翡翠。去年我有机会前往中国，也开始把翡翠引入泰国市场做测试，反馈比预期更好。客户对我有一定信任，因为我对选品有自己的标准——不够好的，我不会出售。

目前，这项业务已经有自己的品牌，但仍以定制为主，每年也会举办一到两次珠宝展。未来我希望把它发展为一个更成熟的品牌，整体走高端路线。同时，在产品上也会做分层：定制服务面向高端客户，而部分选品则会控制在年轻消费者可以接受的价格区间。

例如，培育钻石近年来逐渐流行，也为年轻人提供了新的选择——不一定要承担高昂成本，也能拥有精致的珠宝。

对我来说，这件事最有成就感的，是为别人挑选“美”。每当看到新娘戴上我挑选的珠宝，那种满足感非常真实。

ManGu：在您看来，您目前是否可以被视为已经取得成功？

Apinara Srikarnchan 女士：对我个人而言，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不让杯子溢满”的人。我不满足于现状，总希望自己能够持续成长和进步。我还不认为自己已经取得成功，但这更多取决于如何定义成功的价值。

我希望成为一个不断前行、持续创造价值的人。对我来说，成功不仅是事业有成，更是能够持续为自己、社会和他人创造价值的过程。因此，我目前仍不认为自己已经完全成功。

ManGu：除了经营 U Drink I Drive 业务之外，您还有其他喜欢的爱好吗？

Apinara Srikarnchan 女士： 我的另一个业余爱好是喜欢做饭。因为我是餐饮世家的后代，所以非常喜欢烹饪。我喜欢和妈妈待在一起，向她学习餐饮业务。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阅读关于历史和文化类的书籍，这类书我一读就能读上好几个小时

ManGu：可以问一下您家里是华人背景吗？

Apinara Srikarnchana 女士：是的，我父母双方都是华裔，但背景不同。母亲一方是潮州人，早期来泰国从事官职，也是泰国最早获得姓氏的华人之一。父亲一方则来自唐人街，当初离开潮州是因为旱灾，无法务农才移居泰国。

祖父在唐人街长大，是个充满奋斗精神的人。他的第一笔创业资金投入了化妆品行业，因为他说过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无论生活多艰难，女人总会爱美，就算房子倒了，也要照镜子。”这样的理念深深影响了我，也让我与日本和中国之间建立了独特而深厚的联系。

中国文化对我影响很大，例如机会敏锐洞察——“水涨就要舀水”，遇到机会就要抓住，只要不伤害他人。勤奋，是我们家族的一条基本准则，而且必须有明确方向。“外婆常说：‘抬头望天，是为了明确目标；低头看路，是为了脚踏实地。’如果不迈出第一步，就永远只能停留在原地。”

我还有中文名字‘叶赢婕’，母亲原有中文姓氏，后来因皇室赐姓改为‘普罗西雅农（Prosiyanonda）’，象征‘纯洁、繁荣与昌盛的家族’。

ManGu：最后，您有什么想对读者说的吗？

Apinara Srikarnchana 女士：如果来到泰国，希望大家都能玩得开心；如果是在这里工作、生活，也希望一切顺利。泰国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国家，与中国也有着非常悠久的关系，同时也是一个能够很好融合不同民族的地方。不管来自哪个国家，都可以在这里生活得很幸福。谢谢。